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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史前人类研究 第 一节 体质人类学基础 一、体质人类学同考古学的关系 人类学（ Anthropology ）一词，来源于希腊语，意为“研究人的科学”。人类学是一门综合学科，其研究范围包括人类的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个方面。体质人类学是研究人类的起源及其变化规律的科学。包括从猿到人的演变和人类体质发展过程；世界各主要人种的形成、地理分布及相互关系。体质人类学不仅是自然科学的一部分，而且与社会科学有密切的联系。主要分科有人体形态学、古人类学和人种学。 体质人类学，是以人类的起源和发展这个运动形态作为研究对象的。关于人类自身及其文化起源、发展问 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不是某一个学科单独所能解决的。只有把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综合起来，进行全面的考察，才有可能找到合理的答案。因为人类自从动物状态分离出来以后，就同人类所创造的文化产生不可分离的辩证发展关系。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有自然的属性，但人类又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又具有社会属性，人类是自然物和社会物相结合的辩证统一。由于人类本身具有两重属性，所以研究过程中，必须沿着自然 （体质方面）和社会（文化方面）两个方面进行考察。因此，研究人体的体质人类学，同研究人类文化的考古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首先，在旧石器时代，人类体质形态的特点与文化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确定人类体质形态的发展阶段，是旧石器文化分期的重要参考依据之一。如猿所创造的文化属旧石器时代早期；早期智人的文化属旧石器时代中期；晚期智人的文化则属旧石器时代晚期。 其次，体质人类学对古猿类和古人类化石的研究，对于究明人类自身的来源问题，具有决定性意义。可以说如果没有体质人类学的研究，我们就不可能知道自身的来源，从而必然陷入“上帝造人”之类的宗教和神话的迷雾之中。 再次，体质人类学对人类种族的研究，对于探讨诸如有关民族的渊源和形成、文化的迁徙、交流及相邻的不同种族文化之间的关系等方面的问题，均具有重要的意义。如历史和考古学界关于秦人的来源问题，或“东来 说”（来自黄河下游商人的一支），或“西来说”（来自黄河上游西戎的一支），长期争论不休。根据体质人类学的研究，新石器时代黄河上、中、下游居民的体质特征存在着同种多形的现象，比较而言，黄河上游的甘肃史前组与黄河下游的大汶口合并组之间的差异更为明显。尽管目前还无更多的理由将它们分属不同的种族类型，但可以肯定，这种形态学的差异，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存在（1）。由于人种的变异要远远慢于文化的变化，如果我们能对秦墓、特别是秦国贵族墓的人骨，进行人种鉴定，并同黄河上、下游各文化的人骨进行比较研究的话，对秦人来源问题的研究，无疑会有重要的启示。可惜由于已发现的秦人骨骼，均保存不好，这样的比较研究无法进行。相信以后在体质人类学家们的合作下，这一类问题会得支解决的。 最后，体质人类学对人骨性别、年龄的鉴定，对于考古学探讨古代社会的许多问题有很重要的作用。如经 过对有关墓地人骨的鉴定，仰韶文化时期多为同性合葬、母子合葬，反映出当时的社会应为母系氏族社会；龙山时代出现了异性同令男女合葬和父子合葬，说明社会已过渡到父系氏族社会时期。又如龙山时代的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墓葬分为大、中、小三种类型，其中大墓数量少、随葬品丰富，墓主人均为男性；中型墓凡女性者往往分布在大墓附近，随葬品亦较丰富；小型墓占绝大多数，往往很少或没有随葬品。这样根据体质人类学家对人骨性别、年令的鉴定和墓葬形制、随葬品方面的特征，可以认为，大墓所埋葬的是氏族中的贵族，中型墓埋葬的多是其妻妾，小型墓则是一般氏族成员（2）。在上述研究中，若无体质人类学家的配合，考古学家们是很难做出正确的判断的，有时甚至可能做出相反的结论。此外，根据对人骨性别、年龄的鉴定，还可推算出当时人类的平均寿命及死亡率等，这对于估计当时的人类生产、生活状况很有帮助。总之，考古发掘出土的人骨资料（包括古人类化石），是体质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对人类骨骼的研究，可为考古学研究人类文化提供许多十分有用的知识与信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有经过体质人类学家鉴定的人骨材料，才能成为有科学研究意义的资料。 　　二、人体骨骼的形态和各部位的名称 1. 人体骨骼的形态分类 成年人的全身骨骼共有 206 块，每块骨头都有一定的形态和功能， 形态和功能是相互制约的，功能不同，形态也就各异。通常可分为长骨、短骨、扁骨、不规则骨四种形态： <1> 长骨 形体较长而坚硬，分布于人体四肢，在运动中起杠杆作用。长骨多呈管状，内含空腔，有骨髓，如股骨、胫骨、肱骨、尺骨、挠骨、指骨等。 <2> 短骨 形似立方体，富于而压性，往往集群地连在一起，多位于承受压力而运动的复杂部位，如手腕的腕骨和脚腕的跗骨等。 <3> 扁骨 多呈板状，富于弹性与坚固性，主要构成骨性腔的壁，对腔内器官起到保护作用。如颅骨部位的顶骨、枕骨和胸部的肋骨等。 <4> 不规则骨 形态很不规则，不属于上述任何一类的骨骼。如髋骨、椎骨、颞骨等。 2. 人体骨骼各部位的名称和数量 人体骨骼依据结构、功能、位置又可分为颅骨、躯干骨、上肢骨、下肢骨四个部分： <1> 颅骨 共 29 块，除下颌骨和舌骨外，都借助于骨缝或软骨牢固地结合在一起。依据功能和位置，又可细分为脑颅和面颅两部分： ① 脑颅： 共 14 块，位于颅骨后上方，构成颅腔，起容纳和保护脑子的作用。 额 骨 1 ─ 位于颅的上前方，由额部和眼眶上部构成。 顶 骨 2 ─ 位于颅顶中部线两侧、额骨和枕骨之间。 枕 骨 1 ─ 位于颅骨的后下部，形成颅后和颅底的一部分。 蝶 骨 1 ─ 位于颅底中部、枕骨的前方，因其形似蝴蝶，故名。 颞 骨 2 ─ 位于颅骨两侧、参于颅底和颅腔侧壁的构成。 筛 骨 1 ─ 位于额骨之下、蝶骨前方及左右眼眶之间。 听小骨 6 ─ 位于左右耳室之内，可分为锤骨、砧骨、镫骨。 ② 面颅： 共 15 块，位于颅骨的前下方，构成口腔，并与脑颅共同构成鼻腔和眼眶，以维持面部形态。 上颌骨 2 ─ 位于面颅中央，上方与额骨、颧骨等围成眼眶，与鼻骨围成鼻腔。 鼻 骨 2 ─ 位于两眼眶之间，构成鼻梁上部。 下鼻甲 2 ─ 位于鼻腔的外侧壁，为一对卷曲的薄骨片。 泪 骨 2 ─ 位于两眼眶内侧壁的前部，为一对薄而不规则的小骨片。 颧 骨 2 ─ 位于上颌骨的外上方，构成面颊及眼眶底和外侧壁的一部分。 腭 骨 2 ─ 位于上颌骨的后方。 犁 骨 1 ─ 位于鼻腔内及颅下部，为一斜方形骨板，构成鼻中隔的后下部。 下颌骨 1 ─ 位于面颅的前下部、上颌骨的下方。 舌 骨 1 ─ 位于下颌骨和喉之间，借助肌肉和韧带悬于颈的前正中。 <2> 躯干骨 共 51 块，构成躯干支柱和胸腔，有以下几类骨骼： 椎 骨 26 ─ 计有颈椎 7 、胸椎 12 、腰椎 5 、骶骨 1 、尾椎 1 。 肋 骨 24 ─ 是细而长呈弓形的扁骨，分别与胸椎和胸骨相关节，构成胸腔。 胸 骨 1 ─ 位于胸前部正中，是一浅居皮下的扁骨。 <3> 上肢骨 共 64 块，有以下几类骨骼： 锁 骨 2 ─ 位于胸廓前上方的颈椎两侧。 肩胛骨 2 ─ 位于背部上外方的第 2 ─ 7 肋骨之间，为三角形扁骨。 肱 骨 2 ─ 位于臂部。 尺 骨 2 ─ 位于前臂内侧（手臂下垂、掌心向外的姿态时）。 桡 骨 2 ─ 位于前臂外侧。 手 骨 54 ─ 由腕骨 8 × 2 、掌骨 5 × 2 、指骨 14 × 2 构成。 <4> 下肢骨 共 62 块，有以下几类骨骼： 髋 骨 2 ─ 位于臀部，属不规则骨，幼年时髋骨分为三部分，即髂骨、坐骨、耻骨； 15 至 16 岁时合而为一。 股 骨 2 ─ 位于大腿部，是人体中最大和最长的长骨。 髌 骨 2 ─ 位于股骨下端髌面上，是人体中最大的籽骨。 胫 骨 2 ─ 位于小腿内侧，是小腿主要的负重骨。 腓 骨 2 ─ 位于小腿外侧，细而长，不直接负重。 足 骨 52 ─ 由跗骨 7 × 2 、跖骨 5 × 2 、趾骨 14 × 2 构成。 3. 人体骨骼的形态观察 <1> 眉弓 在额骨鳞部的下缘，一般可分为三个部位：位于鼻根上方、两眉之间的叫“眉间”；眶上缘上部突出的骨脊叫“眉弓”；额骨眶上缘外侧三角形部分叫“眶上三角”。 眉弓是头骨性另的重要标志之一。在同一族群中，男性的眉弓一般比女性显突，其长度超过眶上缘的 1/2 ，女性眉弓的长度一般不超过 1/2 。 猿人的眉弓异常发达，眶上缘、眶上三角合为一体，且左右眉弓相连，呈横行而突出的屋檐状，通常称为“眶上圆枕”；早期智人的眉弓也较发达，并与眶上缘和眶上三角全并，但左右眉弓不相连；一般称为“眉 脊”；晚期智人和现代人的眉弓与眶上缘、眶上三角区分离，大部分种群眉弓的突出度减弱，但澳大利亚土著居民仍较显突。 <2> 中矢脊 中矢脊，是颅骨正中从额结节中点开始到顶孔区附近消失的一条隆起的骨脊，也叫“矢状脊”。猿人的中矢脊很显著；早期智人减弱，只在额骨及囟门附近清楚，至顶骨处渐消失；晚期智人和现代人一般没的或不显著，只有澳大利亚人和爱斯基摩人仍较明显。 <3> 枕骨圆枕 枕骨圆枕：是颅骨后部枕骨上的一条横行隆起的骨脊。猿人的枕骨圆枕很发达；早期智人的减弱；晚期智人和现代人很弱或没有。 枕外隆突：位于颅后枕骨上。在同一族群中，男性较显突而女性较弱，幼儿缺乏。 枕骨大孔：位于颅底枕骨上。其位置与直立行走有关，人类的枕骨大孔位置靠前而猿类的靠后。 <4> 颞骨 颞骨鳞部：位于耳孔上方。类人猿颞鳞上缘很低平；猿人的颞鳞上也较低且呈三角形；智人阶段、特别是晚期智人和现代人的颞鳞上较高而呈圆弧形。 乳突：位于耳孔的下方。低等猴类完全没有乳突；类人猿的乳突很小；猿人的乳突也较小；智人阶段的人类乳突逐渐发达。在同一族群中，男性的乳突较女性发达。 <5> 下颌骨 下颌体：在同一族群中，男性者较高大而女性者较低小。 颏形：在同一族群中，男性多方形或方圆形，女性多尖形或尖圆形。 下颌角区：在同一族群中，男性者较粗糙且外翻，女性较光滑而不外翻。 颏孔：位于下颌体两侧。现代人的下颌体两侧多各有一个颏孔，二颏孔者只占约 5 ％，三颏孔者仅占1％；猿人的颏孔数目也较多，如北京猿人的下颌骨每侧有 3 ─ 5 个颏孔；猴、猿类的数量更多。 <6> 髋骨 坐骨耻骨支：男性外翻不明显，女性外翻较明显。 坐骨大切迹：男性者窄而深，夹角常为锐角；女性宽而浅，夹角接近于直角。 耻骨弓：男性呈“Ｖ”形，夹角约 70 度左右；女性呈“Ｕ”，夹角约 110 度左右。 耻骨联合：男性者较高，女性者较低。 四、牙齿 牙齿是口腔内由钙化硬组织构成的咀嚼器官，是人体全身最坚硬的组织，不易受外界理化因素的影响，易于保存。我国发现的许多古人类化石，如元谋猿人、郧县猿人等，均以牙齿为代表。故牙齿是体质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材料之一。 1. 牙齿的组织构造 牙齿主要由釉质、齿质、齿骨质三种成份构成。 <1> 釉质：也称珐琅质，是人体组织中最坚硬的部分，被于齿冠珍面，近齿尖处最厚，近尖颈处渐薄。 <2> 齿质：也称为牙质，是牙齿的主体，占有牙齿的深部，坚韧而硬。 <3> 齿骨质：包绕在齿根和齿颈周围，其构造和硬骨组织相似。 2. 牙齿的形态 脊椎动物的牙齿一般分为两大类：一类为同型齿，即牙齿全为简单的锥形，如鱼类和爬行类的牙齿；另一类为异型齿，即牙齿可分为门齿、犬齿、前臼齿、臼齿四种形态。大多数哺乳动物和人类的牙齿属异型齿。 人类的牙齿一生中共萌出两次， 7 岁以前萌出的牙齿叫乳齿，共 20 枚（门齿 8 、犬齿 4 、臼齿 8 ）； 7 岁以后乳齿脱落，萌出恒齿。恒齿共 32 枚，形态特征如下： <1> 门齿（切牙，代号Ｉ）：共计 8 枚，分别排列在正中线的上下左右两侧。近正中线者为中门齿，远正中线者为侧门齿。门齿可分为齿冠、齿颈、齿根三部分；齿根为单根，齿冠部分又可分为切缘、唇面、舌面、近中面、远中面。 <2> 犬齿（尖牙，代号Ｃ）：共 4 枚，单尖，单根长而粗壮；具有撕裂食物的功能。 <3> 前臼齿（双尖牙或前磨牙，代号Ｐ）：共 8 枚，靠近正中线者为第一前臼齿，远离正中线者为第二前臼齿。前臼齿齿冠可分为咬合面、颊面、舌面、近中面、远中面几个部分；咬合面上有颊、舌两个齿尖；一般为单根，但上颌前臼齿有时有两个齿根的现象。 <4> 臼齿（磨牙，代号Ｍ）：共 12 枚，自前而后分为第一、第二、 第三臼齿。齿冠体积较大，在咬合面 上，上臼齿有 4 个齿尖，下臼齿有 4 ─ 5 个齿尖； 上臼齿有 3 个齿根，下臼齿有 2 个齿根。 上述四种类型牙齿中，门齿和犬齿又合称为前齿或唇齿；前臼齿和臼齿又合称为后齿或颊齿。 3. 根据牙齿磨耗程度估计年令 鉴定人骨时，常要死者年龄作出估计。估计年龄的方法有多种，如根据牙齿萌出和磨耗程度，根据颅骨骨缝愈合程 度，根据骨化点的出现和骨骺的愈合情况等。但由于牙齿易于保存，故依据牙齿的磨耗程度估计年龄是最常用的方法。 在哺乳动物中，有的种类一生中牙齿只萌出一次，永不脱换，称为“一出齿”，如啮齿类动物等，牙齿萌出后不断地长高，但不脱换；人类和高等哺乳动物的牙齿，一生中萌出两次，乳齿脱落后萌出恒齿，以后在进食过程中，只是不断地磨耗，既不长高，也不脱换。因此，恒齿的磨损程度与年龄成正比，根据牙齿的磨耗程度可估计出死者的死亡年龄范围。当然，牙齿的磨耗程度不仅同年龄有关，而且还与食物的种类和性质、咀嚼习惯等因素有关。因此，不同时代、不同地 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居民，牙齿的磨耗程度不一定完全一致。一方面，需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建立年龄的分类标 准，另一方面，还需参考其它方法，互相验证，才有可能使估计的年龄接近于标本的实际年龄。 我国人类学家吴汝康先生收集了华北地区已知年龄的 93 具男性颅骨，研究了第一、第二臼齿磨耗与年龄变化，将臼齿的磨耗程度分为六级，并推断了磨耗程度与年龄变化的关系（3）。现以第一臼齿为例介绍如下（表 3 — 1 ）： M1 （磨耗等级） 磨耗特征 有效年龄范围（岁） 平均年龄 （岁） Ⅰ 齿尖顶和边缘部分微有磨耗 22 ～ 23 23 Ⅱ 齿尖磨平或咬合面中央凹陷 26 ～ 29 27 Ⅲ 齿类大部分磨去露出齿质点 28 ～ 36 32 Ⅳ 齿质点扩大而相互边成一片 39 ～ 43 41 Ⅴ 齿冠部分磨去齿质全部露出 48 ～ 57 53 Ⅵ 齿冠全部磨去而齿腔露出 57 以上 （1）吴汝康等：《人体测量方法》，科学出版社， 1984 年。 第一节 中国发现的古猿化石 人是由古猿逐渐进化而来的结论已得到科学界的普遍认同。然而这一结论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认识过程。早 在 18 世纪瑞典生物学家林耐 (C.V.Linne,1770-1788) 在创立了科学的生物分类系统时，就提出了人猿相近的 理论。 1809 年，法国学者拉马克（ J.B.Lamarck,1744 ～ 1829 ）在《动物学的哲学》一书中对提出了生物进化论，并第一次试图论证人起源于猿类。 1859 年，英国学者达尔文 (C.R.Darwin,1809 ～ 1882)) 在《物种起源》一书中对进化论作了广泛的论述，总结了生物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进化的规律，解释了不同物种的起源。1863 年，英国学者赫胥黎 (T.H.Huxley,1825 ～ 1895) 在《人在自然界的位置》一书中提出了“人猿同祖论”。 1871 年，达尔文在《人类的起源》一书中解释了从猿到人发展过程中的一切变化，并指出人与现生类人猿的共 同祖先是旧大陆的某种已灭绝的古猿类。这样，在早期进化学者的努力下，人是从哪里来的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 1876 年，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进一步回答了古猿怎样变成人的问题，指出： 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 身”（4）。 此外，恩格斯还提出从猿到人发展过程中经历了“攀树的猿群”、“正在形成中的人”和“完全形成的 人”三个阶段。“攀树的猿群”是人类的远祖，它们不知劳动；“完全形成的人”会制造工具，并使用工具进行劳动；“正在形成中的人”则是处于二者之间的“过渡期间的生物”。 科学研究表明，人类起源的外界条件是环境气候的变化。大约在新生代第三纪的后半期，由于新构造运动使得许多高大山脉形成，地球上环境气候发生了显著变化，表现为热带森林面积缩小，出现了大面积的林间空地。原来成群地生活地森林里的树栖猿群—— “攀树的猿群”，为了生存不得不下到地面上觅食。由于生活方式的改变，古猿在平地上移动时 逐渐摆脱了用手帮助的习惯，开始直立行走。而一但古猿开始直立行走，就完成了从猿到人的具有决定性的第一步，也就进入从猿到人的过渡阶段，成为“正在形成中的人”。以后，在长期使用石块、棍棒等天然工具进行劳动的作用下，促使手、脑等身体各部分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一但“正在形成中的人”开始有意识地制造工具，就产生了质的飞跃，变成了“完全形成的人”。 新生代、人类进化与文化分期表 表 3 — 1 地 质 年 代 距今年龄（万年） 人类进化过程 人类文化分期 新 生 代 第 四 纪 全新世 0.4 ± 现 代 人 历 史 时 期 1 ± 新石器时代 史 前 时 期 更新世 晚期 5 ±

智 人 晚期智人 晚期 旧 石 器 时 代 20 ± 早期智人 中期 中期 100 ± 直 立 人 晚期直立人 早期 早期 300 或 200 早期直立人 初期 第 三 纪 上新世 500 南方古猿 人类的祖先 中新世 2500 腊玛古猿 森林古猿 埃 及 猿 人类的远祖 渐新世 4000 始新世 6000 古 猴 类 古新世 7000 大量灵长类化石的发现，为研究人类起源于古猿类提供了可靠的证据。最早的灵长类出现于第三纪的古新 世，主要是狐猴、眼镜猴等低等的猴类。大约在渐新世时时，由猴类演化出了最早的猿类。目前已知最早的古猿类是发现于埃及法尤姆渐新世地层的“原上猿”和“埃及猿”化石。中新世时，出现了“森林古猿”类。这些古猿类都是生活在森林中的树栖猿类，相当于恩格斯所说的“攀树的猿群”。 1924 年，在南非汤恩发现了一具形态和人类接近的古猿类头骨化石，被命名为“南方古猿”（ Australopithecus ）。以后，南方古猿化石在东非的坦桑尼亚、肯尼亚、埃塞俄比亚等地上新世到更新世早期地层中广有发现。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先后在印度的西瓦立克山区、中国的云南、 东非的肯尼亚等地的中新世中、晚期的地层中发现了早于南方古猿的一种新猿类——“腊玛古猿”（ Ramapithecus ）化石。这些古猿类，相当于恩格斯所说的“正在形成中的人”。大约在距今二、三百万年前的更新世早期，出现了会制造石器的真正的人类 ── “完全形成的人”，完成了由猿到人的演化过程（表 3 - 1 ）。 自 19 世纪后半期达尔文提出了人起源于古猿类的理论以来，先后在亚、非、欧洲发现了大量的第三纪古 猿类化石，不仅证实了人类起源于古猿类，而且为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大量的信息。由于现代所有的人类均属同一生物种，故人类学家普遍相信“单祖论”，即人类起源于同一种古猿类。由此推之，人类的起源地也只能有一个，而最接近于人类的古猿化石的分布地，就最有可能是人类的起源地。古人类学家通过对大量的古猿类和古人类化石的比较研究后认为，在第三纪众多的古猿类中，与人类较为接近的有两种：一种是主要发现和分布于亚洲距今约 1500 ～ 800 万年前的“腊玛古猿”，另一种是主要分布在非洲距今约 500 ～ 100 万年前的“南方古 猿”。由此而产生了人类起源地的“亚洲说”和“非洲说”两种假说。多年的研究，人类学界比较倾向于南方古猿是人类直接祖先。但关于腊玛古猿在人类起源过程中的系统位置问题，却一直有不同的看法。 　　腊玛古猿化石最早是在印巴交界的西瓦立克山区发现的。 1932 年，美国学者刘易斯（ G.E.Lewis ），在中新世晚期到上新世早期的地层中找到了一块残破的古猿上颌骨化石。他认为这个标本所表现出的吻部是短小的，是最像人类的一种古猿类，于是命名为“短吻腊玛古猿”（ Ramapithecus brevirostris ）（5）。以后，类似的古猿化石又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希腊、匈牙利、肯尼亚等国有所发现。其中，中国的云南一带自 50 年代以来，先后开远小龙潭和元谋石灰坝等地点发现了大量的腊玛古猿化石（表 3-2 ）。故中国腊玛古猿类化石的研究，对于确定这类古猿的系统位置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早在 60 年代，美国人类学家西蒙斯（ E.L.Simons ）和匹尔比姆（ D.R.Pilbeam ），对世界各地发现的所有中新世古猿标本进行了系统的整理，注意到了腊玛古猿比森林古猿有更多似人的特征，如门齿和犬齿较小，上颌牙齿排列紧密，齿弓呈抛物线形等；肯定了刘易斯的发现，将它们划归人科，正式命名为“腊玛古猿·旁遮普种”（ Ramapithecus punjabicus ）， 并将开远的一部分标本划归旁遮普腊玛古猿中。他们提出了人、猿是从中新世开始分化的，距今约 1400 万年前；腊玛古猿是人科中最早的代表，并向着南方古猿的方向进化（6）。这一看法在人类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 响，曾被世界各国的人类学家广泛接受。亚洲作为人类可能的起源地也开始受到科学界的广泛的关注。 中国云南发现的古猿化石表 表 3 - 2 化石地点 发现时间 ( 年 ) 化石材料 属 种 生存年代 ( 万年 ) 研究者 开远小龙潭 1955-1957 牙齿 10 枚 森林古猿 中新世 吴汝康 1957 1980-1982 牙齿、上颌骨 腊玛古猿 . 开远种 中中新世 1400-1500 张兴永 1987 禄丰石灰坝 1975 下颌骨 腊玛古猿 . 禄丰种 上新世早期 徐庆华等 1978 1980-1983 头骨、下颌骨、肩胛骨、牙齿 禄丰西瓦古猿 禄丰古猿·同名种 晚中新世 800 吴汝康等 1981 、 1983 1985 、 1989 元谋竹棚 豹子洞箐 1986 牙齿 1 枚 早期直立人？ 人猿超科 早更新世 200 江能人等 1987 1986-1987 牙齿 160 枚 东方人？ 人猿超科 上新世或早更新世， 250 张兴永等 1987 元谋小河 蝴蝶梁子 1986-1987 牙齿 119 枚 蝴蝶腊玛古猿 人猿超科 上新世 300-400 张兴永等 1987 70 年代，分子生物学家开始加入到人类起源问题的研究行列之中。他们对各种现生猿类和现代人类的蛋白质相似性进行了研究。一般说来，亲缘关系较近的物种，具有较多相似的蛋白质，如果由共同祖先演化而来的两个生物种分歧的时间较短，则它们具有较多相似的蛋白质，而分歧时间较长的物种之间，相似的蛋白质较少。研究结果表明，在现生类人猿中，黑猩猩和人类具有较多的相似的蛋 白质，从而表明它们和人类分离的时间最短，估计只有 400 万年左右，也有人估计可早到 600 万年前（7）。这些研究结果，同西蒙斯等人所估计的人、猿分化时间差距很大，腊玛古猿的系统位置开始受到首次冲击。然而也有一些古人类学家认为，这些数据都是从现代猿类和当代人类的比较中得出的，由于人类是由古猿类演化而来的，现生猿类和现代人类不是直系亲属关系，而是堂兄弟关系。因此，他们认为这些数据只能是个间接的证据，与从化石得出的直接证据有很大的出入，是不可靠的，采取了不予置理的态度。 80 年代以来，随着古猿化石材料的不断增加， 我国古人类学家就腊玛古猿的系统位置和人类起源地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张兴永在比较了世界各地的腊玛古猿化石后认为，开远标本同旁遮普标本存在着一些差异，应另立新种，修订为“腊玛古猿．开远种”（ Ramapithecus kiayuan ）。他认为：非洲的肯尼亚腊玛古猿化石表现出相对于开远标本更为原始的性状，故 “很可能腊玛古猿从猿科分化出来之后，在后来的演化中，分别向着不同的方向进化：肯尼亚威克腊玛古猿偏离了人类主干，而开远腊玛古猿则继续沿着人类的主干进化”；“开远腊玛古猿与禄丰腊玛古猿存在着祖系关系，即前者是后者的祖先，但它们都是从猿到人过渡时期的代表，是人科的早期成员”（8）。 吴汝康先生对禄丰腊玛古猿和西瓦古猿化石进行了系统的比较研究后则认为，禄丰腊玛古猿和西瓦古猿在形态上既相似又有差异。就颅骨的特征而言，两者的共同特征是：眶上脊弱且左右分开，眉间区宽而凹陷，鼻孔狭窄，突颌不明显。它们的差异表现为腊玛古猿的尺寸较小，颞脊弱而分离， 矢状脊微弱或无，面中部较窄，犬齿突出于齿列平面的程度较小，齿隙较小，上颌齿弓呈亚“Ｖ”型；西瓦古猿的尺寸较大，颞脊强而聚合，矢状脊强，面中部很宽，犬齿齿冠大突出于齿列平面，齿隙较大，上颌齿弓呈“Ｕ”形。西瓦古猿的很多粗壮特征与南方古猿的粗壮型很相似，也有若干特征同现代猩猩相似。禄丰腊玛古猿的某些特性与南方古猿纤细型很相似，也有若干特征同黑猩猩相似。总的说来，禄丰的腊玛古猿和西瓦古猿在形态和尺寸上表现出同种二形的性质，因此它们是同一种古猿的雌雄个体，即腊玛古猿为雌性，西瓦古猿为雄性，于是将它们修订为“禄丰古猿·同属名种”（ Lufen gpithecus Lufengensis ）（9）。他进一步认为： “禄丰标本的有些特征不同于同时代的其它古猿而相似于南方古猿和非洲猿类，因此它们可能是向南方古猿和非洲猿类方向进化的一个代表类型”（10）。 80 年代后期，正当学界热烈讨论禄丰古猿类的系统位置之时，云南元谋竹棚豹子洞箐和小河蝴蝶梁子等地点又发现了一批人猿超科化石（表 3- 2 ）。其中，在竹棚地点还报道发现有石器和骨器。据此，有些学者认为竹棚标本中有一部分是人属的，先后命名为“竹棚猿人”（ Homo habilis zhupengensis ）（11）和“东方人” （ Homo orientaris ）（12）；地质时代估计为晚上新世或早更新世，距今约 200 或 250 万年左右。蝴蝶梁 子的人猿超科标本，则认为是形态特征间于禄丰腊玛古猿与“东方人”之间的进步而似人的腊玛古猿一个新种，并命名为“蝴蝶腊玛古猿”（ Ramapithecus hudienensis ），地质时代为晚上新世早期，距今约三、四百万年（13）。之后， 有关学者对上述地点的地层年代进行了研究，经古地磁测定，竹棚地点为距今 3.0 ± 0.3 百万年 , 小河地点为 4.4 百万年左右（14）。 这一系列的发现，给国内外学术界不小的震动，也产生了不同的看法。为此，云南省科委和文化厅，邀请国内一些著名的古人类和考古学家，于 1987 年 11 月在昆明召开了成果鉴评会。会上，古人类学家认为，元谋新发现的化石都不是人类的，倾向于将它们归入人猿超科。考古学家则认为“石器”的人工痕迹不清楚，而同附近山坡上的风化基岩碎块的特点酷似；而大部分所谓的“骨器”加工痕迹不清楚，极少数标本上的疤痕的成因，尚需进一步研究（15）。上述权威性的鉴评结论，基本否定了元谋新材料中人属化石的存在。 总之，关于腊玛古猿系统位置的研究，古人类学界虽然有了倾向性的意见，但这并非是最后的结论，有许多问题尚需进一步探讨。首先，近年来研究者们进一步注意到，禄丰古猿的同一“性别”群中的不同个体之间也存在着若干形态和尺寸上的一些差别，如同为“雌性”的有些头骨上有微弱的矢状 嵴 ，并向前逐渐消失，有些则没有这种性状；同为“雄性”的有些头骨和下颌骨上的各类牙齿都特别大，有些则明显较小（16）。而如何认 识这些差异，即它们是种类的差别，还是性别的不同，则是确定禄丰古猿类系统位置的关键。其次，尽管对元谋新发现的人猿超科化石性质有不同的看法，但许多标本同禄丰腊玛古猿（或禄丰古猿）相似却是人类学界较为一致的共识。古人类学家吴新智认为，竹棚豹子洞箐标本与小河蝴蝶梁子标本的形态很相似，不能将这些古猿化石作为不同的属来处理，甚至不能视为不同的种；小河蝴蝶梁子标本所赖以订立新种的形态特征未超出禄丰种的变异范围，应为同属，但是否同种尚需深入研究（17）。再次，虽然学术界多数人倾向于南方古猿是人类的直接祖先，但正如吴汝康先生指出的： “从现有的各方面资料来看，南方古猿还只是从猿到人过渡阶段较晚的类型，应当还有比现有的南方古猿更早一些的过渡阶段的早期类型”，“这些早期类型的化石，还有待未来的发现”（18）。 腊玛古猿不但具有相当成功的辐射而比其它猿类大的多的分布范围，而且具有若干相似于南方古猿的特征。而如何认识这些特征并确定它们的系统地位，则还需再作深入的研究。 中国已知最早的人类是直立人（ Homo erectus ）。自本世纪 20 年代在北京周口店首次发现直立人化石以来，又先后发现有元谋直立人、蓝田直立人、郧县直立人、和县直立人、巫山直立人等（表 3 － 3 ）。有关直立人阶段人类的体质特征等方面，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也存在一些还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问题。其中， 关于直立人来源问题就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而这一问题首先涉及到人类起源的问题，并由人类起源地的“亚洲 说”和“非洲说”进而导引出中国直立人“本土起源说”和“外来说”两种假说。 　　 中国主要的直立人化石及其年代表 表 3 - 3 发展 阶段 发现地点 发现时间 化石概况 年 代 （ B.P, 万年 ) 化石研究者 早 期 直 立 人 重庆巫山 龙骨坡 1985 下颌骨 1 段 牙齿 1 枚 201-204 （ M ） 黄万波 1985 云南元谋 上那蚌 1965 门齿 2 枚 170 （ M ） 50-60 （ M ） 胡承志 1973 陕西蓝田 公王岭 1964 头盖骨 1 具 牙齿 1 枚 75-80 ； 100 ； 110-115 （ M ） 吴汝康 1966 晚 期 直 立 人 陕西蓝田 陈家窝 1963 下颌骨 1 具 50 ； 65 （ M ） 吴汝康 1965 北京周口店 第 1 地点 1921-1954 头盖骨 6 具 体骨、牙齿 23-58 (A,E,F,U) Zdansky Weidcnreich 吴汝康 1927 1936 - 1940 1954 安徽和县 龙潭洞 1980 头盖骨 牙 齿 20-30 （ A ） 15-19 （ U ） 黄万波等 1981 湖北郧县 学堂梁子 1989 头骨 2 具 中更新世 早期 李天元 1991 南京汤山 葫芦洞 1993 头骨 2 具 30 ±（ E ， U ） 汤山考古队 1994 A ：氨基酸法； E ：电子自旋共振； F ：裂变径迹法； M ：古地磁法； U ：铀系法 60 年代，当匹尔比姆对腊玛古猿权威性的看法发表后，又在云南发现了距今约 170 万年的元谋直立人牙齿和更多的腊玛古猿化石。许多中国学者相信云南的腊玛古猿是从猿到人过渡时期的代表，是人科的早期成员。由于亚洲腊玛古猿发现的地点最多，时代最早，所以“ 人类的起源地点在亚洲，滇中高原及其邻区则很可能是亚洲大陆中人类起源最有希望的区域 ”（19）。有些学者进一步认为，造成人猿分化的重要外部条件是喜玛拉雅山 的隆起“ 由于中国华南比非洲更具备这种从猿向人转变的条件，因此，中国南方很可能是人类最早的发源地” （20）。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陈恩志先生主张，中国境内最早的人类是在本土演变出来的 “根据目前为止的化石材料来看，晚中新世的云南腊玛古猿几乎是在与西部完全隔绝的环境中，在朝向更 新世早期人类发展的漫长道路上，逐次地演化成第一批人属中的直立人种及其后裔类群中的早期智人和现代中国人。这就是说，在历史上的现今中国版图范围内，存在着一个从猿到人的独立进化和发展系统”,（21）。 80 年代中期，随着腊玛古猿被排除出人科系统和元谋直立人的年代发生争论后，本土起源说由于面临着失去立论的基础而受到严重的挑战。然而不久，在云南元谋又发现了上新世人猿超科化石，这些发现对于进一步认识腊玛古猿的系统位置有着重要的意义。过去认为，腊玛古猿早在距今 800 万前就已绝灭，故而得出它们不是人类的祖先的结论。而新的发现表明，腊玛古猿可能延续到距今 400 万年前或更晚。因此，有的学者认为：“ 该地人猿超科化石的发现，在时间上为我们提供了腊玛古猿是人类直系祖先的可能性 ”（22）。 80 年代后期，在巫山龙骨坡发现了距今约 200 万年前的早期直立人化石，中国直立人出现的时间几乎和非洲的能人同时。据此，有些学者相信，中国存在着一条从古猿到智人的生物演化链（23）。 非洲因发现大量的南方古猿化石而在人类起源研究上居有重要的地位。南方古猿一般分为两大类型，即纤细型和粗壮型。其中纤细型南方古猿最早出现于接近 400 万年前，包括 1973 年在埃塞俄比亚阿法地区发现的年代较早的（约 370 或 340 万年前）“南方古猿．阿法种”和 1924 年在南非发现的稍晚的（约 300 ～ 250 万年前）“南方古猿．非洲种”。纤细型南方古猿体型较小，脑子较发达，已能直立行走，人类学界一致认为它们是人科的最早成员，是人类的直接祖先，被称为“前人”（ pre-human ）。不仅如此，非洲还发现有目前已知最早的人属成员“能人”，他们生存在距今约 200 万年前或更早，通常被认为是直立人的祖先。此外，非洲还发现有约 170 ～ 70 万年前的直立人化石（24）。鉴于上述一系列重要发现和研究， 人类学界一般倾向于非洲、特别是东非是人类最初的起源地。基于人类起源非洲说，林圣龙先生认为： “在中国，迄今尚无存在南方古猿和能人阶段的人科化石确凿记录。这表明，中国境内生存的最早的古人类是由外面迁入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一些”（25）。 他进一步从古人类化石和古环境方面论证了直立人迁入中国的途径：从化石证据来看，中国已发现的较早的人类化石主要分布于长江以南地区（元谋、建始、巫山），在以后以发展过程中，有由南向北、进而向东北逐步扩散和分布的主要趋势（26）；从地理环境方面来看，上新世中国大陆开始发生大规模的差异性升降构造变动，青藏高原和喜玛拉雅山不断隆起而形成屏障，考虑到只有中国南部和南亚、东南亚发现了较早的古人类化石和旧石器文化，由非洲而来的古人类进入中国比较可能的一条通道在中国南部的喜玛拉雅山和北部湾之间（27）。 近年来，有关旧石器文化的研究成果也似乎有利于“外来说”。黄慰文先生认为：“ 中国以及东亚、南亚其他地区存在着一批含手斧的、工具组合与欧非手斧文化相似的石器工业的事实，表明旧石器初期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可能性 ”（28）。 王幼平先生对华南与旧大陆西侧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典型器物和石器组合等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后认为，华南砾石石器工业与旧大陆奥杜威工业的关系最为密切。解释这种关系一种可能性是，反映了早期人类可能有共同的起源。依照人类东非起源说，华南砾石工业与奥杜威工业的相似性应与早期人类的扩散过程相关，华南及东亚的早期人类是在人类迁徙的第一次大浪潮中到达的（29）。 总之，对于中国直立人来源问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大体说来主张“外来说”的学者较多。但这并不意味 着已找到了满意的答案，许多问题仍在继续探讨中。由于我国早期直立人阶段的人类化石和石器发现还很少，对这些标本的认识往往是见仁见智，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和解释。如对元谋直立人的年代问题就存在的分歧，对中国有无手斧及其与西方文化的关系也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加之对国外的资料了解甚少，这就更增加对比研究的困难性。在这种情况下所得出的任何初步的研究成果，都有待于更多的发现和深入研究的检验。 人类学研究表明，早期人类的体质发展具有某种不平衡性，如猿人阶段的人类，一般具有与现代人十分接 近的上、下肢骨，而头骨的结构仍较原始，保留有较多猿的性状。这种现象，早在 19 世纪末爪哇猿人化石发现时，人们就注意到了，但对这一现象的解释，却有种种不同的意见。 1890 年，荷兰医生杜布瓦（ E.Dubois ），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发现一块下颌骨残片； 1891 年 , 发现一具头盖骨； 1892 年，又在距头盖骨化石 15 米远的同一地层中，找到一根大腿骨化石。由于头骨带有明显如猿的性状，而大腿骨则和现代人很相近，于是将其定名为“直立猿人”（30）。但这一看法一发表，立即在学术界引起长期激烈的争论，不少人表示反对。有人认为这些骨骼不属于同一个个体，头盖骨是长臂猿的，而股骨则是现代人的；也有人认为，这些骨骼属于一个畸形发育的人的。这一争论一直到本世纪 20 年代北京猿人发现之后才基本结束。由于北京猿人也具有同样的特征，人类学家们才又重新把爪哇猿人划归到人的行列。 1960 年，英国著名的人类学家路易斯·利基（ Louis Leakey ）夫妇， 在东非坦桑尼亚奥杜韦峡谷发现 一具和石器共存的人类头盖骨化石，脑量约 1000 毫升，距今约 50 万年左右； 1970 年，又在同一层位发现了股骨和髋骨化石。研究表明，“利基直立人”的头盖骨和股骨与北京猿人很相似，髋骨的形态与直立行走者相同（31）。 　　这种不相称的现象，不仅表现在猿人的体质特征上，在人类的祖先南方古猿化石上也有反映。在南非、东非等地发现的大批南方古猿类化石中，尽管不同种类的南方古猿体质特征不尽相同，但其共同的特征是头骨相对具有更多的原始性，而上、下肢骨则较为进步。如双手可能已具有对握的能力，下肢则表现出能够直立行走，只是还不完善。 　　 以上发现和研究表明，在人类的起源与发展过程中，体质上所表现出的较为原始的头骨与较为进步的肢骨结合在一起，并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而是一种普遍的特征。那么，如何解释这种不相称的现象呢？法国人类学家布勒（ MarellinBoule ）曾对北京猿人化石所反映出的不平衡现象进行了解释，他认为：北京猿人的脑量小， 智力低下，不可能达到制作石器和用火的地步。当时的周口店应有两种人类同时存在，一种是以头骨为代表的原始人，另一种是以肢骨为代表的进步性人，周口店文化是后一种人创造的。至于在洞穴中找到的那些头骨，应是进步性人类猎取原始性人类而来的。但布勒的这一看法一发表，立即遭到许多考古学家、特别是中国考古学家们的反对。因为在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的多年发掘中，从未找到这一时期“原始的肢骨”和“进步的头骨”；所有北京猿人化石始终都是和文化遗物一起出土的，地质学、古生物学的研究均可证明这一点。可见，布勒的“两种人”的说法，是没有科学根据的意测。 以后，随着生物学、特别是古生物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发现，一个新种的产生，其特征总是由祖征和新征组合而成，呈现出亦此亦彼的中间性状。 1954 年 , 英国生物学家皮尔，在《始祖鸟与进化》一文中提出了“镶嵌进化”的理论。他指出：一个动物门类进化到另一个动物门类时，动物体的某些部分显示出明显的进步性质，另一些部分则仍然保留古老的性质，因而整个动物体好像是由进步性质和古老性质镶嵌而成的。始祖鸟就是生物学上最著名的镶嵌进化的代表，它既具有新生鸟类的特征，如羽毛和翅膀，又具有其祖先爬行类的特征，如牙齿、多节尾椎骨，翅上还有三个分明的爪。其它过渡性种类如总鳍鱼、鱼石螈等的身体结构也具有同样的镶嵌进化的现象。 　　那么，在生物进化过程中，身体的哪一部分进化的较快呢？过去有一种看法，认为脊椎动物各纲的脑 子，高一级的都大于低一级的，即两栖纲类的脑子比鱼纲动物发达，爬行纲的脑子比两栖纲发达，而哺乳纲的 脑子又比爬行纲动物发达。这种看法一般说来是正确的，但由此产生了另一种看法，即认为脊椎动物中高一级的动物是由于脑子的发达而胜过低一级动物的。应用于人类起源的研究，便是人类因有特别发达的脑子而成为万物之灵的。所以，在人类演化过程中，进化最快的首先应该是大脑。本世纪初，在英国发现了所谓大脑袋“辟尔唐人”，更使这种看法风行一时。而后来，随着更多的人类化石的发现和“辟尔唐人”骗局的破产（32），这种看法逐渐被否定了。 50 年代以来，我国学者根据镶嵌进化的理论，对人类体质发展不平衡性提出了正确的解释。他们认为，生物进化表明，两栖类、爬行类、鸟类的起源，显然是由于行动方式的适应。从鱼类进化到两栖类，首要的问题是怎样从水中生活到部分地陆地生活；从两栖类进化到爬行类的首要问题是怎样部分地陆地生活到全部陆地生活；从爬行类进化到鸟类则是怎样从陆地生活到空中生活去。由于生活环境的极大差异，首先发生适应的是行动器官。人类的起源与进化也是一个不平衡的过程。人体是一个完整而严密的体系，身体各部分是相互配合、相互适应 的。因而在进化过程中，一方面，它们是同时进行而又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另一方面，由于劳动在人类演化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身体各部分器官在劳动过程中所负担的功能不同，所以，它们的进化速度有快慢的差别。手是劳动的器官，上肢在劳动中起着最重要的作用，因而最早向现代人的方向演化，速度也最快。由于手的使用，使手脚发生了分化；手脚分工后，下肢成为比较活动的部分，它起着支持身体、走路和负重的作用，所以，下肢的进化也较快。脑及保护脑的外壳 —— 头骨，是因手的劳动、手脚分化而随之发展起来的；头骨最主要的功能是保护脑髓，它和劳动的联系，远不如上、下肢那样直接和密切，所以，关头骨的演化也就相对较慢（33）。 由上可见，在人类的起源和发展过程中，手脚的分化远早于脑子的发达，因而四肢比头骨较早达到现代人的状态。而在同一发展阶段中，由于脑的发展较慢，故在头骨方面常保留有较多的原始性状。人类体质发展不平衡性是人类镶嵌进化的一种正常表现，同时也有力地证明了恩格斯关于“劳动创造了人类”论断的正确性。 智人一般分为早期智人（ Early Homo sapiens ）和晚期智人（ Late Homo sapiens ）。早期智人过去也叫“古人”，出现于距今约 20 万年前后；晚期智人即现代智人（ Modern homo sapiens ），过去也叫“新人”，是指具有现代人体质特征的人类。现代智人一般依据体质上某些能遗传的性状而划分不同人种（或种族）。即白种人（或高加索人种、欧罗巴人种）、黄种人（或蒙古人种、亚美人种）、黑种人（或尼格罗人种、阿非利加人种）三大种族。或把棕种人（或澳大利亚人种、大洋洲人种）从黑种人中划分出来，与其他三大人种并列。所有的人种，都属于同一生物种——智人种，人种间的差异相当于同一物种之下的亚种或更小的地方变种。然而，同古人类研究的其它问题一样，在现代智人及人种的起源方面，人类学界也存在着不同的理论和认识。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种观点，即现代智人起源的“单中心论”和“多中心论”两种假说。 欧洲 非洲 亚洲 现代人 现代人 现代人 ↑ ↑ ↑ 早期智人 早期智人 早期智人 ↑ ↑ ↑ 直立人←────直立人 ────→直立人 ↑ ? 能人 ↑ 前人 图 3-1 现代人多中心起源说模式图 （ 据吴汝康， 1994 年 ） 多中心论者认为，人种早在直立人阶段就已开始分化，现代各人种分别是在不同地区的多个演化中心、由不同类型的直立人经早期智人系统发展而来的（图 3-1 ）。多中心论最初以德国人类学家魏敦瑞（Weidenreich ） 为代表，他在 40 年代就认为亚洲的黄种人的某些体质特征如铲形门齿等可追溯到北京猿人，故从直立人时期 起，各人种就基本上是在几独立地区分别演化而成的。 50 年代以后，在世界各地又陆续发现了大量的直立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阶段的人类化石，为多中心论的演化模式提供了许多新的证据。依据这些新材料，1969年，美国人类学家库恩（ C.S.Coon ）进一步论证了魏敦瑞的学说。他认为，人种早在猿人阶段就已开始分化，并在各自地区自成系统地发展成为现代各人种。其中，澳大利亚人（棕种人）是由爪哇猿人发展而来；蒙古人种（黄种人）是由北京猿人发展而来；高加索人种（白种人）是由欧洲直立人发展而来；刚果人种（黑种人）由毛里坦猿人发展而来。这种学说被称为“系统发生说”（34）。 单中心论者认为，人种形成于智人阶段；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并非世界各地所有的猿人都能进化为智人，或者并非所有的早期智人都能进化为晚期智人，仅是世界某一特定的地区的古人类首先演化为现代体质类型的智人，然后由这单一的中心向亚、非、欧洲等地区迁徙和扩散，最终分别替代了各地原有的古人类，并适应当地的环境而形成了具有不同体质形态的人种。因此，这种观点也被称为“迁徙论”或“替代论”。对于这个单一演化中心的所在地，又主要有“西亚说”和“非洲说”两种假说。 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人类学家豪厄尔（ Howell ）等人认为，在以色列卡美尔山的斯虎尔（ Skhul ）和卡夫扎（ Qafzeh ）等地点发现的距今约 4 ～ 6 万年左右的智人化石，是世界上已发现的最早的具有现代解剖特征的人类，现代人的祖先正是由西亚这一中心向四周迁徙和扩散，分别替代了各地原有的古人类，最终演化为现代各人种的。但不久，在非洲发现了更早的具有某些现代人解剖性状的智人化石，在欧洲发现了所谓“进步性尼人”化石，亚洲也发现了许多智人化石。于是，西亚说受到了严重的挑战。 欧洲 非洲 亚洲 现代人 现代人 现代人 ↑ ↑ ↑ └───────┼────────┘ （绝灭） │ （绝灭） 早期智人 早期智人 早期智人 ↑ ↑ ↑ 直立人 直立人 直立人 ↑ 能人 ↑ 前人 图 3-2 现代人非洲起源说模式图 （ 据吴汝康， 1994 年 ） 非洲因发现有大量的从“前人”到智人的系列化石而历来受到人类学界的特别关注。特别是在南非纳塔尔省的边界洞（ Border Cave ）、弗洛里斯巴（ Florisbad ）、克莱西斯河口（Klasies River Mouth），埃塞俄比亚的奥莫盆地的基比什（Omo Kibish），坦桑尼亚的加洛巴（Ngaloba），肯尼亚的古姆德（ Guomde ）等地点都发现了早于 10 万年且具有现代人解剖特征的人类化石（35）。许多人类学家相信，非洲是现代智人最早的起源地（图 3-2 ）。非洲智人化石的研究结论得到了分子人类学研究的支持。 1987 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分子生物学家坎恩（ Cann ）等人，选择了现代非洲、欧洲、亚洲、澳大利亚等地 147 位妇女胎盘细胞内线粒体 （ mitochondrion ） 中的脱氧核糖核酸（ DNA ）进行了分析比较，发现不同类型的线粒体 DNA （ mtDNA ）有些互相接近，有些则差别较大。据此做了一个树状图来表示它们的相互关系（图 3-3 ），结果显示出所有的 mtDNA 类型分为两大支，其中一支完全由非洲人组成，另一支则由包括非洲人在内的其他类型组成，由此而得出一个结论，现代人类的 mtDNA 共同祖先起源于非洲。依据已知的线粒体 DNA 的突变速度，计算出其年代为距今 14 ～ 29 万年，平均为 20 万年。坎恩等人由此而提出，所有线粒体 DNA 向前追踪，最后追到大约 20 万年前生活在非洲的一位妇女，这位妇女是现今全世界人的祖先。大约在距今 13 万年前，她的一群后裔离开非洲家乡，分散到世界各地，代替了当地的土著居民（猿人或早期智人）（36）。 ┌── 非洲人 ┌──┤ │ └── 其他人 祖先 ───┤ │ └───── 非洲人 图 3 — 3 mtDNA 分析树状图 （ 据刘武， 1995 ） 坎恩的这一研究成果公布后，很受人类学家及公众舆论的重视，被西方的媒体称为“夏娃学说”。对于可从人类遗传学知识推导现代人类 mtDNA 类型的共同祖先这一点，所有的遗传学家、人类学家们都没有异议。但对计算方法和结果等方面却有不同的意见。有的学者认为，这一结论的错误在于未能正确地使用并过分地相信了系统分析结果。他们依据伯克利研究组已报告的数据，按不同的输入顺序反复计算，结果获得树状图显示出两大分支中原来属于非洲类型的一支中还含有非洲以外的类型，似乎表明非洲以外的类型更古老（37）。又，伯克利研究组是以 400 ～ 600 万年前为人类与黑猩猩分支时间来计算现代人起源的时间的。实际上，对于人类和黑猩猩的分支时间并无一致的意见，若以距今 900 万年来计算，则人类 mtDNA 祖先起源的时间则超过了距今 20 万年，反而易为“多中心论”者接受了。此外，这一研究采用的是现代人的 mtDNA ，其成果还有待化石方面 DNA 研究的验证，而要从古人类化石中排除现代污染地提取残留的含量极微小 DNA 很困难。 综上所述，单中心论和多中心论都是在承认单祖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都有一定的事实为依据，都有一定 的道理，但也都碰到了一些困难。虽然目前以“夏娃学说”为代表的“单中心论”在国际学术界影响很大，但由于没得到人类化石和人类文化方面研究的映证，故有许多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尚持怀疑的态度。“多中心论”虽然有各地区不断发现的人类化石的支持，但学者间往往对同一标本存在不同的认识和解释，仅依据形态学的比较研究，还很难详细说明人类的时空演化过程的。实际上，人类的起源及其发展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一方面，人种主要是适应不同的环境而产生的，如果没有相对独立的地区性环境的选择和变异，就不可能产生人种间的差异。另一方面，各主要人种的演化，也不可能是在绝对隔绝、完全不相往来的环境中的进行的。因为长期的隔离机制，也会因环境等因素的选择而导致新物种的产生。如果早在直立人阶段各地区的人类就在完全隔绝的环境中独立演化的话，那么现代各人种就可能属不同的物种。因此，即使人种是多中心演化的，那么实际上也并不能排除同一时期相邻地区间的两种猿人或两种智人间的遗传基因交流和融合。 总之，关于现代人起源问题的解决， 首先有待于今后人类化石材料的更多发现和综合性研究的进一步开展；其次有待于对世界各地居民进行大规模的调查和研究。力求应用多种方法，把过去和现在、体质和文化有机地联系起来，才有可能最终得出全面的、客观的、科学的结论。 本世纪 20 年代在中国首次发现智人化石——“ 河套人”以来，以后又陆续发现了山顶洞人、大荔人、金牛山人、丁村人、马坝人、柳江人、资阳人等许多重要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化石（表 3-4 ）。尽管人类学界对现代类型的人类起源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看法，但黄种人最初形成于亚洲，却是所有学者们的共识。在亚洲，古人类化石多集中地发现在中国境内。因此，中国古人类化石的研究，对于说明黄种人的起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主要智人化石及其年代表 表 3 ─ 4 发展阶段 发现地点 发现时间 化石概况 年代数据 （ B.P 万年 ) 化石研究者 早 期 智 人 辽宁营口 金牛山 1984 头骨 1 具、 体骨若干 21-30 （ U ） 吕遵谔 吴汝康 1985 1986 陕西大荔 甜水沟 1978 头骨 1 具 18-23 （ U ） 吴新智 1981 湖北长阳 龙洞 1956 上颌骨残块 17-22 （ U ） 贾兰坡 1957 山西襄汾 丁村 1954 牙齿 3 枚、 顶骨 1 块 16-21 （ U) 吴妆康 1958 广东韶关 马坝 1958 残头盖骨 1 具 11.9-14(U) 吴汝康 1959 安徽巢县 银山 1982 上颌骨、 枕骨残块 16-20 （ U ） 许春华 1984 山西阳高 许家窑 1976 顶骨、枕骨牙齿 10-12 （ U ） 贾兰坡 1979 晚 期 智 人 广西柳江 通天岩 1958 头骨 1 具， 体骨若干 6.7(U) 吴汝康 1959 黄河河套地区 1922 牙齿、额骨顶骨、下颌骨、股骨 3.5(C) 3.7-5.0(U) Bouleetal 吴汝康 黄慰文 1928 1958 1981 四川资阳 黄鳝溪 1951 头骨 1 具 0.7(C) 3.6-3.9(C) 裴文中等 1957 北京周口店山顶洞 1933 头骨 3 具、 下颌骨等 1.04 （ C ） 1.9(U) Weidenreichk 吴新智 1939 1960 贵州普定 穿洞 1982 头骨、下颌肢骨 0.8-0.86(C) 吴茂霖 1989 U: 铀系法； C ：碳 -14 法 中国学者一般认为，魏敦瑞提出的人种的多中心演化说似乎更具有说服力。本世纪 40 年代，美国人类学家魏敦瑞在研究北京直立人化石时，就提出北京直立人的一系列形态特征与现代蒙古人种（黄种人）的某些类群有特别密切的联系，如颅顶有矢状脊、枕骨上有印加骨、垂直而前突的颧骨、铲形门齿结构、下颌骨圆枕、股骨扁平、肱骨三角肌粗隆粗壮等。据此，他认为北京直立人是黄种人的直接祖先。但魏敦瑞认为，山顶洞人 101 号头骨（男性）具有某些欧洲智人化石的特征， 102 号头骨（女性）属美拉尼西亚类型， 103 号头骨（女性）则属于爱斯基摩人类型。山顶洞这一家人可能是从外地迁徙而来的，受到当地的人类攻击而绝灭了。 50 年代，在中国境内先后新发现了一系列旧石器时代遗址（或地点）和古人类化石。丁村人、马坝人、柳江人、资阳人等一系列古人类化石，从形态学方面填补了在北京直立人和现代黄种人之间的许多缺环。其中， 50 年代未柳江人化石的发现和研究对于说明黄种人的起源具 有重要意义。柳江人头骨化石显示出一系列现与新石器时代和现代黄种人相似的性状，如颧骨大而前突，鼻骨低而宽，上门齿舌面呈铲形等。吴汝康先生认为，他们是正在形成中的黄种人的一种早期类型（38）。马坝人头骨上有微显的矢状脊，残存的颧骨表明有前突的倾向，还可能有印加骨，显示出某些黄种人的特征（39）。 60 年代初，中国学者吴新智又据现存的模型标本，对山顶洞人重新进行了研究（40）。新的研究结果表明，全部化石至少代表了男女老幼八个个体。其主要的体质特征为：眉脊减弱为眉弓；额部较丰满，前囟点位置较靠前，头骨最宽处在顶结节附近；牙齿较小，上中门齿舌面呈铲形结构；脑量已达 1350 ～ 1500 毫升 , 在现代人的变异范围之内；男性身高估计约 174 厘米，女性身高约 159 厘米。从整体观察，山顶洞人的许多主要特征同现代人相似，而同丁村人、马坝人不同，应属晚期智人阶段的人类。又从山顶洞人鼻骨狭窄、颧骨前突、具有下颌圆枕、矢状脊和铲形门齿结构等特征来看，与欧洲人种有较大的区别而与蒙古人种相近，因而从总的性状上显示出，他们应是原始蒙古人种的代表。赵一清测量了一批近代南方女性头骨，并就 30 项数值同山顶洞人女性头骨进行了比较（41），认为无论绝对值、相对值或角度 , 都不出中国近代女性头骨的变异范围，再次肯定了山顶洞人在多方面具有黄种人的特点，是黄种人的祖先。 70 年代以来，大荔人的发现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中国晚期直立人和早期智人之间的空白。各种测年方法的应用，则基本建立了距今约 200 万年以来中国旧石器文化和古人类发展的年代序列。中国古人类学家对已发现的古人类化石进行了综合研究，初步论证了中国各时期古人类体质特征的传承关系（42）。 近年来，中国古人类学家吴新智等通过对中、外发现的古人类化石的比较研究（43），进一步证实和完善了魏敦瑞的主张，提出了中国古人类连续进化的学说（44），并指出从直立人到现代中国人有以下遗传上的联系 （45）： 1. 上颌骨颧突 中国发现的古人类化石也普遍有颧骨高而前突的特征，而非洲和欧洲的标本则与此不同。如北京直立人的 颧骨高达 65 毫米，大荔人为 52.6 毫米，马坝人的颧骨较为前突，柳江人的颧骨也相当大而前突，山顶洞人的颧骨也较垂直且前突。中国新石器时代及其以后各时期的人类也都保留了这一特征。如半坡人颧骨最高值达 54 毫米。颧骨突出度，在现代各主要人种中有明显的区别，其中白种人不突出，黑种人。不显、棕种人稍显、黄种人显著。中国发现的古人类化石表明，黄种人颧骨高而突出的特征，早在直立人阶段就已出现了，并一直保持至今。 2. 矢状嵴 矢状嵴是颅骨顶部正中由前向后延伸的一条骨脊。在蓝田直立人、北京直立人、和县直立人、大荔人、金牛山人、马坝人、山顶洞人、资阳人颅顶上都有明显程度不同的矢状嵴，形态上大体一致，位置也大体相同。欧洲的早期智人中只有圣沙拜尔人头骨上可见微弱的矢状嵴，其它有些标本仅见一些微弱的隆起。总的来说欧洲的标本矢状嵴出现率很低，且比中国的弱。 3. 印加骨 印加骨是顶骨与枕骨之间的三角形小骨，由于在美洲印第安人中出现率较高， 并由南美印第安人曾建立的 印加帝国而得名。印加骨作为有较高出现率的性状存在于中国的古人类中。北京直立人６具头骨中有三例有印加骨；大荔人头骨上有印加骨，丁村人、许家窑人、马坝人化石上也显示出可能有印加骨的迹象；晚期智人的穿洞人头骨上仍可见到。现代中国人印加骨出现率较低，但常见于同属黄种人的美洲印第安人中。欧洲和非洲的古人类中则少见或不见此骨。 4. 下颌圆枕 下颌圆枕是下颌骨内侧面犬齿与臼齿之间的隆起。早在北京直立人、许家窑人、山顶洞人的下颌骨内侧面 均可见这种性状。这种结构，在现代黄色人种中仍较为多见。如据吴定良统计，在南京北阴阳营新石器时代人骨中，有下颌圆枕者占 75 ％；安阳侯家庄殷代人骨中达 78 ％；小屯隋唐人骨占 73 ％；南京绣球山现代人骨中约占 58 ％。 5. 上门齿的铲形结构 人类门齿的铲形结构，通常发现于上门齿，下门齿偶然也有。在中国发现的古人类化石中，凡发现有上门齿化石者，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具有铲形门齿的特征，如元谋直立人、北京直立人、郧县直立人、和县直立人、丁村人、金牛山人、桐梓人、山顶洞人、河套人、柳江人等。在中国新石时代及其以后的人群中，铲形门齿的出现率也很高，如在半坡组中，男性为 88 ％，女性为 100 ％； 商代人的铲形门齿出现率也在 80 ％以上。现代中国人中，铲形门齿反映也很突出，以中国女性为例，上内侧门齿显著铲形者高达 82.7 ％，半铲形者占 12.5 ％，微铲形者占 1.0 ％， 非铲形者仅占 3.8 ％；在现代白色人种的女性中，上内侧门齿铲形者仅占 2.6 ％，半铲形者占 5.2 ％，微铲形者占 21.8 ％，非铲形者高达 70.4（46）。其他人种中，显著铲形者出现率有的为 0, 最高也不超过 5 ％。 此外，上面部低矮、鼻区扁塌、第三臼齿先天缺失等性状也与欧洲和非洲的古人类明显—不同。上述几项在中国古人类化石中出现率较高的特征，反映出中国古人类体质发展上存在着肯定的连续性，从而表明中国古人类从直立人阶段起，就在一个相对隔绝的环境中系统演化，最后发展到现代中国人。 考古学研究也显示出中国同西方的旧石器文化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早在40年代，美国学者莫维斯 （ Movius,1944 、 1949 ）就指出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认为在旧大陆的旧石器时代早期存在着两个互不相 同的独立的文化传统，即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砍砸器传统和西方的手斧文化传统。以后，尽管国内外学者对莫维斯的理论有不同的意见，但就总体而言，在中国的旧石器文化中，手斧即使不是完全缺乏，数量也非常有限。环境考古学研究表明，由于喜马拉雅山和青藏高原的隆起，东亚地区成为一个与西方世界相对隔绝的独立自然地理单元，中国旧石器文化正是适应这种自然地理环境而相对独立地发展的。中国南、北方的旧石器文化虽然存在着一些区域性差异，但在整个旧石器时代，南方的砾石石器和北方的石片石器的发展具有肯定的连续性。在中国旧石器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虽然有少量同西方文化相似的因素，可看作是境内外小规模文化交流的证迹，但看不出曾有过大规模外来文化侵入而完全替代本地文化的迹象。 上述中国古人类化石和旧石器文化研究都倾向于这样一种认识，即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地区，是古人类和旧石器文化的演化发展中心之一；中国现代智人是由境内的直立人经早期智人逐渐演化而来的。当然，人类学家们在强调中国古人类的特征时，也注意到这些特征并非都绝无仅有地只存在于中国的古人类中，往往只是反映在出现频率的差异方面。如铲形门齿和印加骨在中国出现率较高，但也偶见于欧洲的古人类中；齿槽突颌在非洲智人中较普遍，中国的山顶洞人和柳江人也有此特征。这些情况可能反映了中国古人类在发展过程中，曾同境外的人群之间有过小规模的基因交流。但就总体而言，似乎始终以连续进化为主体，不曾有过外来古人类大量的入侵而替代了原住居民的现象。 中国人类学家们在主张境内的古人类连续进化说的同时，也注意到分布于各地、各时期的人群之间，也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体质上的差异。这种差异，至少可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山顶洞人和柳江人时期，他们分别代表了黄种人的南、北两个原始类群；到了新石器时代，现代黄种人的典型特征已基本形成，并可进一步分化为若干地域类型（2）。新石器时代人种地理分布的差异，不仅反映了对不同自然环境的适应，同时也和人群的流动与融合等密切相关。 东北区是我国史前文化分布的重要域区之一，早在旧石器时代早期就已有了人类活动。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也很丰富，但人骨材料的发现及研究较少，已有的研究成果多属青铜时代及其以后的。虽然如此，由于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的文化发展具有连续性，故这些材料也能大体反映出这一地区古代居民的体质特征。早在 30 年代，日本学者曾对辽宁赤峰红山后等地的古代人骨进行过研究（47）。 70 年代以来，体质人类学家先后对属青铜器时代的辽宁夏家店上层文化（48）和沈阳郑家洼子遗址（49）、吉林西团山（50）等地的人骨进行过研究。这些地区的居民一般具有中等颅高、面部宽扁、狭鼻等特征，与东亚和北亚人种相似，或认为具有两者相混合的特点。 东北地区地处中温带和寒温带，气候较为冷湿，狭鼻特征的形成应与长期适应寒冷气候密切相关。文化研 究表明，东北南部的辽河流域，先后发达的兴隆洼文化、赵宝沟、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等，与黄河流域前仰韶时期、仰韶时期和龙山时期诸文化明显不同而具颇地方特色。虽然自旧石器时代晚期以来， 华北地区的文化就对东北地区的古文化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但从经济类型、石器、陶器等方面来看，似乎与东北亚草原地带的古文化的关系更为密切（51）。因此，可以推知，东北地区古代居民的体质发展过程中，与东西伯利亚、蒙古高原等地的基因交流可能更多一些。但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辽西地区的“后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约 4500 ± B.P ）（52），分布远较之前的红山文化稀少，“ 这从一个侧面暗示，红山文化的流向，除了在本地区有所延续以外，主要部分似有向邻近地区移动的趋势，种种迹象表明，向南移动的可能性更大 ” （53）。而这种移动，无疑加快了两之间的人类基因交流，对华北区居民的体质特征的变化产生较大的影响。 （一）甘青地区居民的体质特征 黄河上游的甘肃、青海地区的新石器时代，主要是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的分布区。早在 20 年代，加拿大学者步达生（ Davidsn Black ）就曾对瑞典学者安特生从河南渑池和甘肃永登等地收集的史前人骨进行过研究。但他将两个不同地点和不同文化的人骨混合在一起，无疑影响了其研究结论的科学性。 50 年代，中国人类学家颜訚对甘肃齐家文化的人骨进行了研究（54）。 80 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又先后对属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的民和阳山（55）、属马厂类型和齐家文化的青海柳湾（56）及稍晚的甘肃玉门火烧沟（57）、民乐东灰山（58）等遗址的人骨进行了研究。近年来，有关学者又对宁夏海原菜园村新石器时代墓地人骨进行了鉴定和研究（59）。这些研究表明，黄河上游史前及青铜器时代居民的体质特征有着明显的一致性。如长而狭的头型、狭而高的面 型、较高的头高、中等鼻型及眶型等，同现代东亚和华北人种较为接近。 甘青地区的自然环境同黄河中游有较大的差别，而古文化则与渭水流域有较多的联系，以至过去曾把这一地区的马家窑类型文化称为“甘肃仰韶文化”。但近年来的发现与研究表明，甘青地区的史前时期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应属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体系。体质人类学研究也表明，甘青地区的史前居民，与有明显阔鼻倾向的仰韶文化居民区别明显。可知甘青地区的史前文化的创造者，应以土著居民为主，外来的基因，并未对这一地区居民的体质特征形成与发展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反之，渭水流域龙山时代古环境与古文化研究表明，“龙山时代正处于气温下降阶段，降温期的黄土高原文化，由于干冷气候所迫，有南移的趋势”（60）。这种大规模的文化流动，势必对黄河流域同时期居民的体质特征产生较大的影响。 （二）新疆地区居民的体质特征 新疆地区的史前文化及人骨研究，均有许多有待填补的空白。近年来在新疆哈密五堡古墓中出土的约公元前 13 世纪的干尸，鼻根较深，鼻骨突出，面部扁平度较小，浅棕色头发，具有明显的白种人特征；乌鲁木齐南山矿区鱼儿沟、阿拉沟东口的古车师人和乌孙人墓葬的人骨，也明显具有白种人的特征（61）。但研究表明，白种人在西北地区出现的时间较晚，分布也仅限于新疆一带，对甘青地区史前时期的古代文化和居民的体质特征均看不出有大的影响。 （一）黄河中游居民的体质特征 黄河中游新石器文化较为复杂，大体可分为前仰韶时期、仰韶时期和龙山时期三大发展阶段，各阶段人骨发现与年代关系如表 3-5 所示。 属前仰韶时期的各地各文化许多墓地中均有人骨发现，但做过研究的仅有河南长葛石固遗址（62）和陕西 渭南北刘（63）遗址。其中，石固遗址的人骨材料中大部分属裴李岗文化，主要反映的是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的体质特征；北刘人骨材料较少，仅有 7 个个体。大体说来，前仰韶时期的居民具有高颅、中眶、阔鼻的特征，有些特征如梨状孔较宽，鼻梁扁塌等与现代南亚类型更为相近。实际上，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山顶洞人就有阔鼻的倾向，华北地区的前仰韶时期诸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看不出来自南方同时期文化的影响。故这一时期居民的体质特征，应主要承自同一地区的晚期智人，而非来自南方的移民。 仰韶时期的人骨在陕西关中地区发现和研究较多，主要有西安半坡（64）、宝鸡北首岭（65）、华县元君庙（66）、华阴横阵（67）和临潼姜寨（68）等遗址。大量的研究表明，这几组人骨材料所反映的体质特征较为接近，如中等长的颅型和高颅型，中等面宽和中眶型，具有较普遍的阔鼻倾向和明显的上齿槽突颌。总的特征虽有某些与现代东亚类型相近的性状，但同新石器时代和现代南亚类型接近的程度更大。同黄河上游甘青地区居民相比有显著的差异，同前仰韶时期的石固和北刘居民相比，则有较多的共性。考古学文化研究表明，关中和河南仰韶时期诸文化是分别继承了当地前仰韶时期文化而发展起来的，看不出有大规模外来文化侵入的迹象。故仰韶居民应是前仰韶时期居民的直接后裔。 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人骨发现情况表 表 3-5 文化分期 黄河上游 黄河中游 黄河下游 年代 B.P 青铜器时代 玉门火烧沟 4000 东灰山 ( 四坝文化 ) 新 石 器 时 代 龙山期 晚期 柳湾 ( 齐家文化 ) 5000 早期 柳湾 ( 马厂类型 ) 庙底沟 ( Ⅱ期文化 ) 阳山 ( 半山类型 ) 仰 韶 期 晚期 野 店 ( 大汶口文化 ) 西夏侯 ( 大汶口文化 ) 大汶口 ( 大汶口文化 ) 6000 中期 早期 横 阵 ( 仰韶文化 ) 7000 元君庙 ( 仰韶文化 ) 半 坡 ( 仰韶文化 ) 北首岭 ( 仰韶文化 ) 姜 寨 ( 仰韶文化 ) 前仰韶期 石固 ( 裴李岗文化 ) 8000 北刘 ( 老官台文化 ) 龙山时代发现的人骨也不少，但目前已发表的研究报告仅有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第二期文化人骨（69）一 处。这里的居民有着中等头长和较高的颅高，中等上面高和较阔的面宽，中鼻型和中眶型。晋西南陶寺墓地发 现了大量的人骨，但尚未发表正式的研究报告。据初步观察，陶寺居民具有偏长的中颅型和较高的颅高，面高中等，中鼻型和中眶型等（70）。可以看出，龙山时期的居民较之仰韶居民，体质上有了明显的变化，特别是在鼻型等方面，已更多地具有了现代东亚人种的特征。 对于龙山时期居民体质特征的变化，常见的解释是，人种的特征主要是适应自然环境而形成的，龙山时期居民鼻型的变化，可能同当时的气候变凉有关，是适应气候变化的结果。但实际上，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随着人类文化的进步，不同文化间的交往日益增多，影响人种形成的因素除自然环境外，不同地区人群间的基因交流与混合起了更重要的作用。如前所述，龙山时期，气候逐渐向干凉的方向发展，北方和西北地区的文化有向黄河中游移动迹象。西北地区的居民在较早时候就已基本具有了现代东亚人和华北和的特征，并从龙山时代早期开始，向关中地区移动；东北地区的居民不仅具有较多东亚人种的成份，且也有向南移动的趋势。而西北和东北文化的大移动，无疑带来了各地人类基因的大混合。因此，龙山时期黄河中游居民体质特征的变化，反映的可能是主要来自北方、西北和东北地区人类基因大移动和大混合的结果。 （二）黄河下游居民的体质特征 黄河下游的新石器文化，先后有后李文化、 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目前，已发表的人骨研 究报告均属大汶口文化，有山东秦安大汶口（70）、曲阜西夏侯（72）、邹县野店（73）和江苏邳县大墩子 （74）等。上述人骨材料反映出大汶口居民具有中等长的头型和高颅型，上面部较宽较高，并有颅骨人工变形和拔牙风俗。有的学者人认为与生活在太平洋岛屿的波利尼西亚人相近，还有人认为同南亚支系较为接近。但也有学者认为，大汶口与仰韶居民之间的体质形态差异并未超出同种系的范围（75）。最新的研究成果也表明，黄河中、下游居民较为接近，二者的差异表现为同一地域类型之下的不同地方亚型间的差别（76）。 （一）长江中游居民的体质特征 长江中游包括汉水流域及江汉平原、洞庭湖地区等。这里的新石器文化先后有彭头山文化、皂市下层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等。在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中，曾收集了 313 个个体的人骨材料， 其中 286 个个体属仰韶时期的（77）。在湖北房县七里河遗址也发现了属屈家岭文化的人骨（78）。研究者认为，下王岗居民与南亚类型较相似，同时与新石器时代黄河下游居民和近代华中居民接近。这批人骨所属的文化遗存带有浓厚的仰韶文化色彩，故他们体质特征的形成应受到来自黄河流域较多的影响。 （二）长江下游居民的体质特征 长江下游的杭州湾以南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主要是河姆渡文化，太湖地区先后有马家浜文化、 崧 泽文化、良渚文化。目前已知最早的人骨材料发现于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79）。此外，在南京北阴阳营（80）、上海崧泽（78）等遗址墓葬中也发现有一些零星的人骨材料。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居民的体质特征，一般说来，与现代华南地区的居民接近，特别是河姆渡居民，头型长而窄，鼻骨宽而扁平，眼眶低矮，上面部较低，齿槽突颌等，与华南新石器时代和现代南亚类型更为相似。此外，在上海 崧 泽等遗址人骨中，也发现有拔牙风俗，或可认为同黄河下游居民有一定的联系。 位于南岭以南的华南区，由于湿热多雨，土壤呈酸性，自然环境条件对保存人骨不利，故人骨发现的较少且较破碎。目前已知最早的人骨材料发现于属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81），属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人骨材料有福建闽侯昙石山（约 3300B.P ）（82）、广东佛山河宕（83）和增城金兰寺（84）。上述人骨材料均表现出长颅、低面、阔鼻、齿槽突颌更为明显等现代南亚类型及太平洋种族常见的特征。 附：建议阅读论著目录： 1. 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 《自然辩证法》 P:149 ，人民出版社， 1971 年。 2. （美）Ｄ . 匹尔比姆：《人类的兴起 ── 人类进化概论》，科学出版社， 1983 年。 3. 理查德 . 利基著、吴汝康等译：《人类的起源》，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5 年。 4. 吴汝康：《古人类学》，文物出版社， 1989 年。 5. 吴汝康等：《中国远古人类》，科学出版社， 1989 年。 6. 贾兰坡：《骨骼人类学纲要》 P24 ，商务印书馆 1954 年。 7. 朱泓：《体质人类学》，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3 年。 8. 吴汝康等：《禄丰西瓦古猿和腊玛古猿的关系及其系统地位》，《人类学学报》 1986 年 1 期。 9. 吴汝康：《人类起源研究的新进展和新问题》，《人类学学报》 1994 年 4 期。 10. 吴汝康：《对人类进化全过程的思索》，《人类学学报》 1995 年 4 期。 11. 林圣龙：《上新世以来的中国自然环境和中国古人类的进化》，《人类学学报》 1989 年 3 期。 12. 林圣龙：《早期人类在中国境内扩散和分布的趋势》，《人类学学报》 1987 年 2 期。 13. 吴汝康：《中国猿体质发展不平衡性及其对“劳动创造了人类”理论的意义》，《古脊椎动物与古人 类》 1960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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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参阅周国兴：《人是怎样认识自己的起源的》下册 P:301 ～ 303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0 年。 （34）吴汝康：《古人类学》 P:200 ～ 202 ，文物出版社， 1989 年。 （35）吴汝康：《现代人的起源问题的新争论》，《人类学学报》 1989 年 2 期。 （36）刘武等：《 DNA 与人类起源和演化 -- 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在人类学研究中的应用》，《人类学学报》 1995 年 3 期。 （37）吴汝康：《广西柳江发现的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1959 年 1 卷 3 期。 （38）吴汝康：《广东韶关马坝发现的早期古人类型的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1959 年 1 卷 4 期。 （39）吴新智：《山顶洞人的种族问题》，《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1960 年 2 卷 2 期。 （40）赵一清：《山顶洞人二女性种族属源问题的研究》，《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1961 年 3 卷 1 期。 （41）吴新智等：《中国古人类综合研究》，《古人类论文集》，科学出版社， 1978 年。 （42）吴新智：《中国和欧洲早期智人的比较研究》，《人类学学报》 1988 年 4 期；吴新智等：《中国和非洲古老类型智人颅骨特征的比较》，《人类学学报》 1994 年 2 期。 （43）吴新智：《论中国古人类的连续发展》，《中国原始文化论集》，文物出版社， 1989 年。 （44）吴新智：《中国远古人类的进化》，《人类学学报》 1990 年 4 期。 （45）贾兰坡：《骨骼人类学纲要》 P24 ，商务印书馆 1954 年。 （46）张振标等：《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体质类型初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1982 年 20 卷 1 期；陈德珍：《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体质类型及其继承关系》，《人类学学报》 1986 年 5 卷 2 期。 （47）三宅宗悦：《赤峰红山后石椁的人骨人类学研究》，《赤峰红山后》 P:89─110 ，似玉堂， 1938 年。 （48）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体质人类学组：《赤峰、宁城夏家店上层文化人骨研究》 , 《考古学报》 1975 年 2 期。 （49）韩康信：《沈阳郑家洼子的两具青铜时代人骨》，《考古学报》 1975 年 1 期。 （50）贾兰坡等：《西团山人骨的研究报告》，《考古学报》 1963 年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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